三槐堂铭
天可必乎？贤者不必贵，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？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？吾闻之申包胥曰：“人定者胜天，天定亦能胜人。”世之论天者，皆不待其定而求之，故以天为茫茫。善者以怠，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，孔、颜之厄，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，其始也，困于蓬蒿，厄于牛羊；而其终也，贯四时、阅千岁而不改者，其天定也。善恶之报，至于子孙，则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见所闻考之，而其可必也审矣。
国之将兴，必有世德之臣，厚施而不食其报，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、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，显于汉、周之际，历事太祖、太宗，文武忠孝，天下望以为相，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盖尝手植三槐于庭，曰：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，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间，朝廷清明，天下无事之时，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。今夫寓物于人，明日而取之，有得有否；而晋公修德于身，责报于天，取必于数十年之后，如持左契，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
吾不及见魏公，而见其子懿敏公，以直谏事仁宗皇帝，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，位不满其德。天将复兴王氏也欤！何其子孙之多贤也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，其雄才直气，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，其孙德裕，功名富贵，略与王氏等；而忠恕仁厚，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观之，王氏之福盖未艾也。
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，好德而文，以世其家，吾以是铭之。铭曰：
“呜呼休哉！魏公之业，与槐俱萌；封植之勤，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，四方砥平。归视其家，槐阴满庭。吾侪小人，朝不及夕，相时射利，皇恤厥德？庶几侥幸，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，其何能国？王城之东，晋公所庐；郁郁三槐，惟德之符。呜呼休哉！
“三槐堂铭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
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？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，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？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？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？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：“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，天命胜于人为因素。”世上议论天道的人，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，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。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，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。盗跖可以长寿，孔子、颜回却遭受困厄，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。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，起初被蓬蒿围困，遭牛羊践踏，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，经千年而不凋零，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。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，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，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。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，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，这是明白无疑的。
国家将要兴盛时，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，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，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，共享天下的福禄。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，显赫于后汉、后周之间，先后在太祖、太宗两朝任职，文武忠孝，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，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，不为当世所容。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，说：“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。”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（王旦），在真宗皇帝景德、祥符年间做了宰相，当时朝廷政治清明，天下太平，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。
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，第二天就去取，可能得到，也可能得不到了。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，以求上天的福报，在几十年之后，得到了必然的回报。如同手持契约，亲手交接一样。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。
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（王旦），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。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，出外带兵、入内侍从三十多年，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。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？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？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（王佑）与李栖筠（唐代贤相）相比，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、正直气节，确实不相上下。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，孙子李德裕，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，但忠恕仁厚，则不如魏公父子。由此可见，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！懿敏公的儿子王巩，跟我交游，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，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，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。铭曰：
“啊，多么美好啊！魏公的家业，跟槐树一起萌兴。辛劳的培植，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。他辅佐真宗、天下太平，回乡探家，槐荫笼庭。我辈小人，一天从早到晚，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，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？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，不种植就能收获。如果没有君子，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？京城的东面，是晋国公的住所，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，象征着王家的仁德。啊，多么美好啊！”
注释
(1)汉、周之际：指五代的后汉、后周。
(2)魏国文正公：指王旦，封魏国公，谥文正。
(3)左契：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，左契凭以索偿。
(4)李吉甫、李德裕：均唐代贤相。
(5)休：美。
(6)皇：通“遑”，闲暇。
(7)有：通“又”。
“三槐堂铭”鉴赏
赏析
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“三槐堂”提写的铭词。三槐堂，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，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。古代传说，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。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。
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，分五段进行。第一二两段，从天命的有常立论，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，提出“仁者必有后”的观点，为全文的理论基础。第三四五层，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，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，说明王佑仁爱厚施、积善成德，因此才子孙多贤，福祚绵绵不绝，从而论证了观点，突出了主旨。
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、因果报应思想，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。认为“善恶之报，至于子孙”，显然带有惩创人心、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。文章叙议兼行，挥洒如意。文字简洁，自然流畅。
读后感
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，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《三槐堂铭》，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，正是一门忠义，百世流芳，历经千百年之后，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。
王氏先祖王祐，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，出身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。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，都担任后唐的官职，一生忠厚勤勉,廉洁奉公。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,才气横溢，他的文章立意高远，文辞优美，被人们争相传诵。
步入仕途之后，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。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，军阀掌权、战乱纷起，朝代频繁更替，许多将帅背叛君主，拥兵自立。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，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，不要投降契丹，因此得罪了杜重威。遭到贬谪后，王祐仍然撰写文章，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。
宋朝建立后，王祐曾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员外郎等官职。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，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，致使政务腐败散乱。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，调查符彦卿的情况，看他是否图谋不轨。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，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。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，把事实禀告皇上，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，来担保符彦卿无罪。他直言上疏给皇上:「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,大多因为猜忌大臣，滥杀无辜，所以在位时间很短，希望陛下引以为戒。」符彦卿因此免罪，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。王祐在同僚有难时，不落井下石,而能仗义执言,舍己救人，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，必将荫蔽子孙。
王祐很有才干，而又品行端正，不攀附权贵。他文武忠孝的德行,被天下人赞叹,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。然而，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，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，想方设法排挤他，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。
晚年的时候，王祐将「治国、平天下」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，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，说：「我们家的后代子孙，一定有位列三公的，此树可以作为见证。」果然，他的预言成为现实，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，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，当时政治清明、天下太平，王旦被人称为「太平良相」。
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，都不负父望，德才兼备，学业有成。长子王懿，曾任江西袁州知府，政绩颇佳。三子王旭，也是著名的清官，先后在缑氏（今河南偃师县）、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等地为官，都有卓越的政绩，最后积劳成疾，病逝于任上。
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，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，勤奋好学，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，气宇非凡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，王旦考中进士之后，出任平江知县。他体察民情、关心民众，以道德教化百姓,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,人民安居乐业。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，赞赏王旦的善政，并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一般人认为，朝中有人好做官。历朝历代，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。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。后来，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，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，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，负责官员的考课。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，王旦为了避嫌，主动提出来辞职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。王旦识大体、顾大局，甘于淡泊的度量，深受宋太宗的嘉许。
等到真宗的时候，王旦作了宰相，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。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,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。自从王旦当宰相后,就避嫌在家，不再任职。真宗知道后，就把王旦叫来，说：「以前的朝代，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，何况朝廷任人惟贤，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，使令弟怀才不用呢？」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，掌管司法，王旦一再推辞，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。
王旦有三个儿子，长子王雍、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。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，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，为了避嫌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，直到王旦去世时，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。唯有三子王素，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，没受到避嫌的影响，仕途比较顺利。
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，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。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，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，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，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，王旦不置可否，结果苏耆落选。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,真宗想召来加官,王旦竭力推辞，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。
王旦身为宰相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，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，不举亲眷,不谋私利,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。正己才能正人，所以，王旦为相十八年，家中常常宾客满堂，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。王旦并非不爱才，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。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，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，绝不放过，一定会推荐给皇上。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，总是默默地这样做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后来史官修订《真宗实录》时，看到王旦的奏章，才知道许多大臣，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，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。
作为当朝宰相，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，王旦内修严谨，但又宽厚待人，对家人关怀爱护。王氏族人众多，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，个个友爱笃实，好学勤俭，使人们叹为观止。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，大家都欣然接受，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，更不作威作福，盛气凌人。
王旦一生的德行，可以说是「八德」具足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。据传记记载，他清正廉洁，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，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。家里的衣服被褥，家具炊器，都朴实无华。不仅自己简朴，他也谆谆善诱，教导子弟。有一次，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，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，想购买一条。他拿着去请示王旦，王旦也不说什么，只是让他系在腰上，然后问他：「如今还好看吗？」王旭说：「系在自己腰上，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？」王旦淡淡地说：「自己负载着重物，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，不是太劳神了吗？」王旭恍然大悟，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。
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，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，王旦都以「这是先辈的旧居，不忍拆除」为理由，多次推辞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，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？他回答道：「儿孙当要自立自强，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，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。」王旦所重视的，不是钱财，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。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，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。王旦深信，「根深枝自茂，源远流自长」，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，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，以缅怀祖德，激励后人。
后来，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，王旦的孙子王巩，在翻修故居、建立「三槐堂」的时候，特意请苏轼撰写《三槐堂铭》，以此勉励王氏后人，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。
《易经》云：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」在王旦的下一辈中，王家又出了王素、王质、王端三个进士，都是德才兼备，孙辈、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。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，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，《宋史》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。自宋以来，悠悠千百余年，虽然历尽人世沧桑，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，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，牢记先祖的教诲，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，艰苦奋斗；为官者廉洁自持，秉公正直。
追溯先祖的德范，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，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：「天可必乎？贤者不必贵，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？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？」「善恶之报，至于子孙，则其定也久矣。」三槐王氏家族，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、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，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。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，行孝行善，其福泽荫庇，方能长润后世。而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」，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，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，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，切勿懈怠放肆，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！
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，根深叶茂，充满活力，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。透过它的枝干，把正直、坚强、忠厚、智慧传递；透过它的叶脉，将忠诚、仁义、宽容、善良撒播。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，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，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、文化的瑰宝，是文明的源头活水。我们惟有秉承祖志，矢志不移，才能面对任何挑战，生生不息，源远流长。
苏轼简介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苏轼（1037－1101），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汉族，四川人，葬于颍昌（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）。一生仕途坎坷，学识渊博，天资极高，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，明白畅达，与欧阳修并称欧苏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；诗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、比喻，艺术表现独具风格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；词开豪放一派，对后世有巨大影响，与辛弃疾并称苏辛；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，能自创新意，用笔丰腴跌宕，有天真烂漫之趣，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；画学文同，论画主张神似，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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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帝求贤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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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季主论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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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霞沈君，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，宰执深疾之。方力构其罪，赖明天子仁圣，特薄其谴，徙之塞上。当是时，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。已而，君纍然携妻子，出家塞上。会北敌数内犯，而帅府以下，束手闭垒，以恣敌之出没，不及飞一镞以相抗。甚且及敌之退，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。而父之哭其子，妻之哭其夫，兄之哭其弟者，往往而是，无所控吁。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，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，数呜咽欷歔;，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，以泄其怀，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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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子受读而题之曰：若君者，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？孔子删《诗》，自《小弁》之怨亲，《巷伯》之刺谗而下，其间忠臣、寡妇、幽人、怼士之什，并列之为“风”，疏之为“雅”，不可胜数。岂皆古之中声也哉？然孔子不遽遗之者，特悯其人，矜其志。犹曰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”焉耳。予尝按次春秋以来，屈原之《骚》疑于怨，伍胥之谏疑于胁，贾谊之《疏》疑于激，叔夜之诗疑于愤，刘蕡之对疑于亢。然推孔子删《诗》之旨而裒次之，当亦未必无录之者。君既没，而海内之荐绅大夫，至今言及君，无不酸鼻而流涕。呜呼！集中所载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诸什，试令后之人读之，其足以寒贼臣之胆，而跃塞垣战士之马，而作之忾也，固矣！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，其能遗之也乎？予谨识之。
至于文词之工不工，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，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，予故不著。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。
狱中上梁王书
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。昔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；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，太白食昴，昭王疑之。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，岂不哀哉！今臣尽忠竭诚，毕议愿知，左右不明，卒从吏讯，为世所疑。是使荆轲、卫先生复起，而燕、秦不寤也。愿大王孰察之。
昔玉人献宝，楚王诛之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极刑。是以箕子阳狂，接舆避世，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、胡亥之听，毋使臣为箕子、接舆所笑。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胥鸱夷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愿大王孰察，少加怜焉。
语曰：“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，借荆轲首以奉丹事；王奢去齐之魏，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。夫王奢、樊於期非新于齐、秦而故于燕、魏也，所以去二国、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，慕义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，为燕尾生；白圭战亡六城，为魏取中山。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相燕，人恶之燕王，燕王按剑而怒，食以駃騠；白圭显于中山，人恶之于魏文侯，文侯赐以夜光之璧。何则？两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岂移于浮辞哉！
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嫉。昔司马喜膑脚于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拉胁折齿于魏，卒为应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画，捐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交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，徐衍负石入海，不容于世，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，缪公委之以政；甯戚饭牛车下，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者，岂素宦于朝，借誉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？感于心，合于行，坚如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？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，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。夫以孔、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谗谀，而二国以危。何则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也。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，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、宣。此二国岂系于俗，牵于世，系奇偏之浮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明当世。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，由余，子臧是矣；不合则骨肉为仇敌，朱、象、管、蔡是矣。今人主诚能用齐、秦之明，后宋、鲁之听，则五伯不足侔，而三王易为也。
是以圣王觉寤，捐子之之心，而不说田常之贤，封比干之后，修孕妇之墓，故功业覆于天下。何则？欲善亡厌也。夫晋文亲其雠，强伯诸侯；齐桓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。何则？慈仁殷勤，诚加于心，不可以虚辞借也。
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、魏，立强天下，卒车裂之。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禽劲吴而伯中国，遂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。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素，堕肝胆，施德厚，终与之穷达，无爱于士，则桀之犬可使呔尧，跖之客可使刺由，何况因万乘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！然则荆轲湛七族，要离燔妻子()，岂足为大王道哉！
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人于道，众莫不按剑相眄者。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，轮囷离奇，而为万乘器者，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无因而至前，虽出随珠和璧，祗怨结而不见德；有人先游，则枯木朽株，树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，身在贫羸，虽蒙尧、舜之术，挟伊、管之辩，怀龙逢、比干之意，而素无根柢之容，虽竭精神，欲开忠于当世之君，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。
是以圣王制世御俗，独化于陶钧之上，而不牵乎卑辞之语，不夺乎众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轲，而匕首窃发；周文王猎泾渭，载吕尚归，以王天下。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乌集而王。何则？以其能越挛拘之语，驰域外之议，独观乎昭旷之道也。
今人主沈谄谀之辞，牵帷廧之制，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，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。
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，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，胁于位势之贵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！
尚德缓刑书
汉昭帝逝世，昌邑王刘贺被废黜，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，奏书说：
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，路温舒上书，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：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，尊文、武之业，
泽加百姓，功润诸侯，虽不及三王，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一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，是以囹圄空虚，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，昭帝即世而无嗣，大臣忧戚，焦心合谋，皆以昌邑尊亲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乱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，股肱汉国，披肝胆，决大计，黜亡义，立有德，辅天而行，然后宗庙以安，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统，涤烦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继绝，以应天意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，羞文学，好武勇，贱仁义之士，贵治狱之吏，正言者谓之诽谤，遏过者谓之妖言，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誉谀之声日满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赖陛下恩厚，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，父子夫妻戮力安家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狱乱之也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驱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做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词以视之，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，上奏畏却，则锻练而周内之；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亡极，媮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：“画地为狱议不入；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狱；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，莫甚乎治狱之吏，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，而后凤凰集；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：“山薮臧疾，川泽纳污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扫亡秦之失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宽刑罚，以废治狱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履和乐，与天亡极，天下幸甚。”
上善其言。
外戚世家序
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，非独内德茂也，盖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涂山，而桀之放也以末喜。殷之兴也以有娀，纣之杀也嬖妲己。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，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。故《易》基《乾》《坤》，《诗》始《关雎》，《书》美釐降，《春秋》讥不亲迎。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，唯婚姻为兢兢。夫乐调而四时和，阴阳之变，万物之统也。可不慎与？人能弘道，无如命何。甚哉，妃匹之爱，君不能得之于臣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况卑不乎！即欢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姓；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要终：岂非命也哉？孔子罕称命，盖难言之也。非通幽明，恶能识乎性命哉？
桐叶封弟辨
古之传者有言：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，曰：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：“戏也。”周公曰：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。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，周公宜以时言于王，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。不当封邪，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，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，其得为圣乎？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，必从而成之邪？设有不幸，王以桐叶戏妇寺，亦将举而从之乎？凡王者之德，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，虽十易之不为病；要于其当，不可使易也，而况以其戏乎！若戏而必行之，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
吾意周公辅成王，宜以道，从容优乐，要归之大中而已，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，驰骤之，使若牛马然，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，况号为君臣者邪！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，非周公所宜用，故不可信。
或曰：封唐叔，史佚成之。
象祠记
灵、博之山，有象祠焉。其下诸苗夷之居者，咸神而祠之。宣慰安君，因诸苗夷之请，新其祠屋，而请记于予。予曰：“毁之乎，其新之也？”曰：“新之。”“新之也，何居乎？”曰：“斯祠之肇也，盖莫知其原。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，自吾父、吾祖溯曾高而上，皆尊奉而禋祀焉，举而不敢废也。”予曰：“胡然乎？有鼻之祀，唐之人盖尝毁之。象之道，以为子则不孝，以为弟则傲。斥于唐，而犹存于今；坏于有鼻，而犹盛于兹土也，胡然乎？”
我知之矣：君子之爱若人也，推及于其屋之乌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？然则祀者为舜，非为象也。意象之死，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？不然，古之骜桀者岂少哉？而象之祠独延于世，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泽之远且久也。
象之不仁，盖其始焉耳，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？《书》不云乎：“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 瞽瞍亦允若，则已化而为慈父。象犹不弟，不可以为谐。进治于善，则不至于恶；不抵于奸，则必入于善。信乎，象盖已化于舜矣！《孟子》曰：“天子使吏治其国，象不得以有为也。”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，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。不然，周公之圣，而管、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，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，泽加于其民，既死而人怀之也。诸侯之卿，命于天子，盖《周官》之制，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？
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。然则唐人之毁之也，据象之始也；今之诸夷之奉之也，承象之终也。斯义也，吾将以表于世，使知人之不善，虽若象焉，犹可以改；而君子之修德，及其至也，虽若象之不仁，而犹可以化之也。”
泷冈阡表
呜呼！惟我皇考崇公，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，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。非敢缓也，盖有待也。
修不幸，生四岁而孤。太夫人守节自誓；居穷，自力于衣食，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。太夫人告之曰：汝父为吏廉，而好施与，喜宾客；其俸禄虽薄，常不使有余。曰：“毋以是为我累。”故其亡也，无一瓦之覆，一垄之植，以庇而为生；吾何恃而能自守邪？吾于汝父，知其一二，以有待于汝也。自吾为汝家妇，不及事吾姑；然知汝父之能养也。汝孤而幼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；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。吾之始归也，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，岁时祭祀，则必涕泣，曰：“祭而丰，不如养之薄也。”间御酒食，则又涕泣，曰：“昔常不足，而今有余，其何及也！”吾始一二见之，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。既而其后常然，至其终身，未尝不然。吾虽不及事姑，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。汝父为吏，尝夜烛治官书，屡废而叹。吾问之，则曰：“此死狱也，我求其生不得尔。”吾曰：“生可求乎？”曰：“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；矧求而有得邪，以其有得，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。夫常求其生，犹失之死，而世常求其死也。”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，因指而叹，曰：“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，使其言然，吾不及见儿之立也，后当以我语告之。”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语，吾耳熟焉，故能详也。其施于外事，吾不能知；其居于家，无所矜饰，而所为如此，是真发于中者邪！呜呼！其心厚于仁者邪！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。汝其勉之！夫养不必丰，要于孝；利虽不得博于物，要其心之厚于仁。吾不能教汝，此汝父之志也。”修泣而志之，不敢忘。
先公少孤力学，咸平三年进士及第，为道州判官，泗绵二州推官；又为泰州判官。享年五十有九，葬沙溪之泷冈。
太夫人姓郑氏，考讳德仪，世为江南名族。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；初封福昌县太君，进封乐安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。自其家少微时，治其家以俭约，其后常不使过之，曰：“吾儿不能苟合于世，俭薄所以居患难也。”其后修贬夷陵，太夫人言笑自若，曰：“汝家故贫贱也，吾处之有素矣。汝能安之，吾亦安矣。”
自先公之亡二十年，修始得禄而养。又十有二年，烈官于朝，始得赠封其亲。又十年，修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尚书吏部郎中，留守南京，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，享年七十有二。又八年，修以非才入副枢密，遂参政事，又七年而罢。自登二府，天子推恩，褒其三世，盖自嘉祐以来，逢国大庆，必加宠锡。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；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。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，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。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。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。今上初郊，皇考赐爵为崇国公，太夫人进号魏国。
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：“呜呼！为善无不报，而迟速有时，此理之常也。惟我祖考，积善成德，宜享其隆，虽不克有于其躬，而赐爵受封，显荣褒大，实有三朝之锡命，是足以表见于后世，而庇赖其子孙矣。”乃列其世谱，具刻于碑，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，太夫人之所以教，而有待于修者，并揭于阡。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，遭时窃位，而幸全大节，不辱其先者，其来有自。 熙宁三年，岁次庚戌，四月辛酉朔，十有五日乙亥，男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功臣，观文殿学士，特进，行兵部尚书，知青州军州事，兼管内劝农使，充京东路安抚使，上柱国，乐安郡开国公，食邑四千三百户，食实封一千二百户，修表。
尊经阁记
经，常道也。其在于天，谓之命；其赋于人，谓之性。其主于身，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；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。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，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，一也，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
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「乐」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，忧后世，而述六经也，由之富家者支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，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，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，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为窭人丐夫，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：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」何以异于是？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，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冈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，又为尊经阁于其后，曰：「经正则庶民兴；庶民兴，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谂多士，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